其一

1961年春节后，运城县常平公社开始死人，县委着急，要派我去，我拒绝。常平这个地方是关羽的故乡。

先是，春节前，我到各公社去推广一种代食品（当时挨饿提倡“瓜菜代”），棉花秆尖部，铡碎上锅炒，碾烂过箩，掺上白面蒸馒头，可以吃，但很难吃。春节前我刚回到驻县的省委工作团。我是工作团的秘书，负责写材料。

当时县委书记姓刘，县长姓郝，工作团长姓张，副团长姓杜（他原是省委组织部的处长，我在省人事局，比较熟），在常委会上，他们都显出心急火燎的样子。我在场，我不是常委，只是个做记录的人。刘书记提出希望工作团立即派人，就派林鹏同志去吧，情况紧急，要派出得力干部等等，说了许多情况严重的话。我拒绝。张杜二人就竭力劝我，我说人是饿死的，我有什么办法？除非准许我动用仓库的粮食。我知道，各队仓库粮食满满的。刘书记一拍桌子，说，准许你动用仓库的食粮！张杜二人说，就这么定啦，你去吧，午饭后就出发，那里的工作队长（姓李）改任副队长，你任队长。刘书记立即给常平公社（原是管理区）打电话，说新工作队长叫林鹏，马上就去，今天晚上就开生产队干部大会，一切听林队长的。

会后郝县长搭着我的肩头，走向食堂的路上，对我说，林鹏同志，仓库里的粮食都是国库的数字，叫做战备粮，一颗都不能动呀。我说，那准许我动什么？他说主要是小麦和玉米，不能动。我说，好吧。他又说你可别给社员增加口粮，现在是一人八两，你要增加一两，别的公社要，我可没没粮给他们呀！我说好吧。我想，常委会上给了我任务，县长散会后再给我划条条框框，叫你手脚动弹不得。

1958年广东番顺县龙山公社社员在公共食堂里吃饭/顾华明

电话上我已经了解到，常平一带，尤其曲村，天天出殡不止，村子哭声不断，已经死了几十人了。那时候，不要说汽车，连个自行车也没有。吃过午饭，我收拾行装，背在身上，二十里地，天黑了，我才赶到常平。

干部大会在关帝家庙中召开，我扛着行李，直接走进会场，台前黑糊糊坐了一大片人。当时常平刚由管理区改为公社，公社书记姓龚，还没到任，公社主任姓雷，原是省民政厅的干部，同我认识，工作队长姓李，太原来的，也认识，他们当着全公社干部给我介绍情况。

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就想，我相信，八两粮饿不死人。抗日时期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每人每天平均不到八两，也没有饿死。关键是食堂化，社员吃不到八两。一个公社，十多个大队，好几十个食堂，亟须整顿，可谁有力量整顿，怎么整顿，都把人换掉，还是人人偷，能有什么好办法？我要想出个好办法来。

有一次，我从一个村子的街上走过，看见一个小院里站着小两口，正在擦眼抹泪，我就进去了。我问你们哭什么？夫妇两人说，老娘不行了，这种病躺下就起不来了。我说食堂打饭不给你们老娘？他们说，每顿打回一碗稀汤，两个枣子大的窝头，我娘把窝头往衣襟下一藏，只喝一碗稀汤。有个小孙子，跑着玩儿，一会儿，就说奶奶我饿了，老娘就把藏着的窝头给小孙子吃，天长日久，老娘顶不住了。我的办法就由此产生了。

最后让我讲话，我问台下，村里不断死人，是怎么死的？谁也不敢说是饿死的，都说是病死的。我说什么病？都说，浮肿病。我说，我是省委派来的工作团干部。我带来了治浮肿的方子。我宣布两条：第一，八岁以下六十岁以上的病人，从明天开始，每人每天八两，领回家里自己做着吃。第二，浮肿丸由各小队做。方子是甘草、黄芪、百合（当地产百合）、麦麸、黄豆（黑豆也行）、红枣、花生（此地盛产），碾碎，做成一两一个的丸子，经公社雷主任批条子，从仓库里领。今晚就做，凡有浮肿病的人，每人每天一丸。听清楚了没有？听清了。散会。

会后，同公社和各大队的干部又谈了一会，主要是说社会治安。吃了晚饭，我累了，赶紧睡下。第二天早上，我还没起床，就有人敲我窗户，林队长，林队长，浮肿丸做出来了，你看看是不是这个样子。我看见有一个社员，端着一个大碗，里面放着几个所谓的浮肿丸。我心想，我也没见过什么浮肿丸。我拿一个尝了尝，不错，甜丝丝的。我说，不错，就是这样。并说，我也有浮肿，我吃一个，工作队的人每人一个。

这天上午，我召开了工作队的会议，说了一些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发动群众，开展阶级斗争，当时不叫夺权，叫夺印，把印把子夺过来，真正交给贫下中农。都是说纸上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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