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伦理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环境批评学者利奥波德提出的新概念。利奥波德认为，土地伦理是人类共同体的伦理延伸。其理论反映了工业文明下人与土地关系的割裂，要求还原人与土地的共同体关系。土地伦理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人类生产活动、文化建构密切相关。土地伦理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为对人与土地关系的歌咏、人对土地的依恋以及共同体的建构，并由此形成以土地为核心的乡土意识与文化记忆。这在农业文化中反映特别突出。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思乡、还乡是文学吟诵的经典主题。当传统文化中的乡愁与文化记忆受到空间移动与跨文化活动冲击时，其在全球流散作家的叙写中呈现出乡愁建构与解构的矛盾性，以悖论式的追问直指当下流散写作的心灵困境。

与中国文学结合紧密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李商隐对巴山故乡的想念跃然纸上。中国古典文学充分反映了人与土地的共生关系，即人与土地是共生共存的，人来自土地，回归土地，土地是人所有情感的来源与归处。乡愁是人与土地产生地理分离时最浓厚的情感呈现，让人类在与土地的关系建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充满力量。因此，作为文化记忆的情感维度，乡愁一方面将人类不断拉回到对土地的最本质认知上，即人类是属于土地的，人类最终回归土地;另一方面，又不断将人类彰显为土地的主宰者，在定居与远游、归属与失去的结构中，反复将人类从土地共同体中割裂出来，并将土地建构为自己的审视者与判断对象。如此，乡愁表现出了土地伦理的两个层面--空间层面与情感层面，其作为文化记忆的浓烈情感表征，构画出土地伦理的传统旋涡。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宇文所安认为这首诗反映了杜甫作为游子的思乡与追忆之情。这种追忆并非只是一种简单的回忆，更是对曾经在故土上生活往昔的留恋，它折射出来的是中国文人的土地伦理以及人与土地构建的精神共同体。因而，传统土地伦理与中国文学的文化怀乡主题紧密结合。

传统土地伦理的异化与革新

土地伦理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进入工业文明以来，传统土地伦理不断受到异化与革新。土地伦理发生异变，造成文化记忆无所归依。从全球化语境来看，土地伦理发生的异变从三个层面反映了社会运动与社会观念的改变。

第一个层面是土地观念的现代化。圈地运动将农民从传统的土地耕作活动中人为剥离出来，将他们推向城市。马克思称圈地运动是资本主义赤裸裸的掠夺，这些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合并于资本。马泽克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以主人的姿态“培育”土地，以此获得最大的“土地生产”利益，人与土地的关系演变为功利性的获利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土地成为“一种被建造的环境”，资本家在物理上以“生产、交流与消费”的资本使用与交换价值来评价它，由此得出土地本体论。这揭示出资本主义发展境遇下人与土地伦理关系的核心:土地从传统的与人类互依互存的共生关系中被剥离和物化，人类与土地变成主宰者与受控者的关系。

第二个层面是西方现代土地伦理的全球霸权。土地伦理的现代化变迁不只显示出人们对于土地观念的现代性利用，还成为西方帝国主义扩张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由此形成宗主国中心对西方帝国内部与外部的控制。这使得西方帝国主义在全球拓殖过程中构建了圈地运动的新社会政治图式。

第三个层面是全球化时代土地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一种可供利用的资本博弈。全球化时代仍然贯穿着功利性使用土地的土地伦理观念。因全球圈地而发生经济作物移植，改变了本土生态环境。这一跨国资本主义的行为被阿兰·布朗顿称为“土地攫取”。阿兰·布朗顿认为，土地攫取集中体现在跨国寡头公司购买或租用第三世界的土地，主要用于为他们国内的能源发展提供一种需要人工合成的生物燃料，或为确保投资国自己的食物安全而进行生产，以及纯粹为投机而进行种植生产，并由此从土地剥削和日益提高的土地价格中获取巨额利润。

这三个层面的变化，反映了人与土地的共生关系彻底转向全球范围的商品关系。

土地伦理亟待重构

在土地伦理发生的异变中，人们依凭土地而产生的文化记忆与乡愁也发生改变。乡愁与怀旧并非虚空之物，它们建立在对具体的地理与土地的眷念之上。传统生活所建构的土地伦理在现代社会成为人们挥之不去的文化记忆之根。社会的变动和时代的变迁导致传统土地伦理发生变化，人们因此失落和怅惘，这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反复探寻和追溯的主题。而在经济生产与交易活跃的全球化时代，当代土地伦理陷入困境、产生异化，并由此导致文化观念的反思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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